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协议
委托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求肇事方依法给予赔偿。据他们讲，此前已在交警队与肇事司机的家属进行过调解，但没有结果。事实上用调解的方式解决赔偿纠纷，应该是当事人的首选。接手这个案子，首先想到的自然也是代理调解。当事人双方已经有过接触，调解非但不成而且激化了矛盾，这势必给下一步的调解带来困难，可是综合各方因素来看，促 成调解还是有努力的余地。委托人来自外地，在天津吃住都需一笔开支，这无疑是代理人应该考虑的问题。力争短时间内结案，是委托人所希望看到的，于是郭文礼和助理们立即兵分几路开展工作。
据了解，肇事的那辆卡车挂的是内蒙古的牌照，行车证载明车主是一家公司。为了查实车辆归属以及所上保险情况，助理到内蒙古某市去调查取证。郭文礼则到交警大队与办案民警联系，希望通过他们再主持一次调解。因肇事司机涉嫌刑事犯罪，案子已经由交警队转到了侦查机关。从法律上讲，交警队已没有义务再组织事故双方进行调解。事故民警出于好意，还是多次通过打电话转达了双方调解意见。结果对方除了觉得赔偿数额高难以接受以外，还提出了赔偿要求人一方身份的问题。凭经验，这种调解见面协商效果会好些。于是郭文礼打通了对方代理人的电话，为了表达诚意，郭文礼让他们安排时间和地点。
这次见面的时间不长，也没实质性的进展，但毕竟打破了僵局。接下来，他们又一次在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协商。这次陈刚到场，对方是肇事司机的弟弟和他的朋友，在协商赔偿金的数额上，双方由争吵发展到要动手厮打。客观地讲，司机家属一方的态度确实让受害人亲属接受不了，他们缺少对受害人亲属感受的考虑。好在陈刚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并没有产生天津律师向着天津人的误会。
协助陈刚领走陈娜留在交通队的遗物，包括金银首饰和存折，也是郭文礼作为律师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当初，陈娜兄弟姐妹去交警队时曾经讲过陈娜没有结婚，可是他们提供的户口本上却显示陈娜婚姻状况是已婚，而且有个孩子。后来虽然把原委详细作了介绍，却难以提供相应证据。所以，交警队提出待做出DNA鉴定后再发还遗物，这样一来，死者尸体也暂时不能火化。律师介入后，认为通过当地公安部门出具证明材料，完全可以解决亲属关系问题。经过几次沟通，亲属很快领走了暂存在交警队的遗物。陈娜的尸体也没有保存价值，火化以后骨灰及时运送回了原籍。
鉴于存在肇事一方愿意赔偿这个基础，因此暂时搁置与行车证显示的车主内蒙古某公司的谈判。历时一百多天，经历数十次的协商，在赔偿金数额上还是无法达成一致，当事人双方庭下的调解以失败告终。
6岁孩子主张30万元赔偿金
受害人家属一方不得不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实施法律救助。思思作为陈娜唯一第一顺序继承人，向肇事司机及车主方提出包括陈娜死亡赔偿金在内的30余万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要求，向法庭递交诉状的当天，正是小思思六周岁的生日。
距发生交通事故4个多月后的一天，这起交通肇事案在本市一基层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法庭首先审理的是刑事部分。公诉人指控被告人肇事司机犯交通肇事罪，并当庭出示相关证据。被告人对事故发生过程没有异议，但认为自己有自首情节。之后，法庭对原告思思提起的附带民事赔偿案进行审理。
在附带民事赔偿案的审理过程中，肇事车辆到底是个人挂靠公司还是公司的车成为法庭争议的焦点，法官审理得很细致，因为这关系到赔偿责任人的问题，以及赔偿能力问题。行车证上的车主某公司代理人称，车是司机本人的，公司只是收取挂靠费，但购车发票却反映出购车人是公司不是个人。
肇事司机最终获刑两年
在这起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三个阶段，司法机关把给受害人家属的法律文书都发给了陈刚，因此，法院开庭审理时陈刚依法参加了诉讼。因为原告方提出证明车辆所有人是公司证据效力要高于被告方提供的挂靠关系的证据，赔偿责任人如果确定就是公司，原告获得赔偿相对更有保障。
司法实践中，交通肇事罪的被告人如果能够及时对受害人一方进行赔偿，量刑时一般都会从轻处罚且可能适用缓刑。为此，无论是法官还是当事人各方仍然保持调解的态度，主审法官更是不厌其烦，做调解工作。可能是受到审判人员工作的感动，陈刚对被告人抱以宽容的态度，把赔偿数额由最初的30余万元降到了16万元。在多次调解中，其中一次肇事司机家属告诉法官同意赔偿数额。法官当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原告方后，陈刚和思思的生父都从不同的城市买好了前来天津的火车票，可是，后来对方又反悔了，民事调解最终失败。考虑到诉讼刑事案件的审限，法庭最终对此案首先作出刑事判决，判处肇事司机有期徒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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